曾国藩真如这三人所说之“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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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有一则关于曾国藩的传闻流传甚广:早年曾国藩在家苦学,某晚读一文至后半夜犹不能成诵,躲在房梁上等曾国藩睡后下手的窃贼实不能耐,跳下对曾国藩说:“你也太笨了。”随即将曾国藩所读之文背诵如流后离去。我读曾国藩传记凡三种:刘忆江著《曾国藩评...


有一则关于曾国藩的传闻流传甚广:早年曾国藩在家苦学,某晚读一文至后半夜犹不能成诵,躲在房梁上等曾国藩睡后下手的窃贼实不能耐,跳下对曾国藩说:“你也太笨了。”随即将曾国藩所读之文背诵如流后离去。我读曾国藩传记凡三种: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萧一山著《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均无此事记载。何著记“曾公9岁时已读毕五经,15岁时,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似为曾公一生学问之基础。至时文试律,受人激赏,亦足见曾公性颇颖悟,故能早熟如此。”(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P19)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传闻应为市井耳食之言,不足凭信。
梁启超先生在其《饮冰室合集·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
曾文正公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
先说立德。曾国藩早年在做京官时,曾师从理学大师倭仁做日课,即每天睡前在日记里反省自己一日的言行甚至心思是否有违礼制之处,深刻检讨,借以匡正。曾国藩终生诫勉自己“俭以养德”“不忮不求”。“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850)对于朋僚幕友,曾国藩之德有对李鸿章的诫之以诚和对左宗棠的以德报怨为确证。
再说立功。曾国藩之功铁证如山。太平天国起事时,清军望风而溃,朝廷下旨任命的团练大臣达五十多人,独丁忧在籍的曾国藩练成一支劲旅,将太平天国送入“天国”,延续了清朝国祚。此不世之功,曾国藩多数时候是以侍郎虚衔领军,客军孤寄,筹措军饷如孤僧托钵,艰苦备尝而成就的。剿灭太平军接着剿除捻军。针对捻军惯于骑马四处奔窜的特点,曾国藩定下“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作战原则,疏浚河道限制捻军渡河,把控要点削弱捻军的机动能力。虽朝廷中途换将以李鸿章代之,但最后玉成大功的仍是曾国藩“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法原则。即使是左宗棠率军平定陕甘回乱和定鼎新疆,所用主力部队也是曾国藩麾下的“老湘营”刘松山所部。
三说立言。有人认为曾国藩在这方面相对弱了一点。曾国藩留下的著作,最为人称道的既不是奏章,也不是古文,而是日记与家书。曾国藩晚年,对于自己在学术上无所建树,也最为痛心疾首。“存心郁闷,老境日逼,而学术无成,欷歔者久之。”“畴昔颇有述作之思,忽忽衰老,百无一成,良用自愧。”(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834-P835)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被公认为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的集学术大成之作,对曾国藩的学术却做出了极其高度的评价: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涤生之成就,不仅堪平大乱,足以震铄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46)。
愚以为钱穆先生对曾国藩学术的高度评价并非虚饰之言。也许就学术论学术,曾国藩之立言,不及程(颢)朱(熹)周(敦颐)王(阳明)之系统严密,但学术之为学术,非仅为书斋之用名山之藏。湖湘学派以经世致用为本质特征,曾国藩无疑是其代表人物,学术能够结合实际,才有意义,或者说才有大的意义。湘军名将,也是著名儒将的罗泽南,在武昌攻城之战中中弹身亡,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至友胡林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时刻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曾国藩之学术是被实践验证了的堪平大乱之学,可有疑乎?
那么,曾国藩的“笨”名,何所由来?
一说曾国藩“笨”的人,是左宗棠。左宗棠最后封侯拜相,但学考不过举人,年过不惑仍是躬耕农夫,其出仕为官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等力荐,但得势即欲与曾国藩一争高下。左宗棠评曾国藩“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又说“曾老亦庸暗可恼,无如之何也。涤公兵事终鲜悟处,左右亦太无人”(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703)。鉴于左宗棠自始至终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又好大言,就连他的红颜知己周夫人,都为他的大言不惭而感到羞耻。然自谦者未必卑下,自高者未必高贵。曾国藩谥号“文正”,左宗棠谥号“文襄”,中间隔着一个“文忠”,即曾高于左两个等级,此为盖棺论定。
二说曾国藩“笨”的人,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视甚高相比,曾国藩总是低调自谦,特别是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动辄自责“臣赋性颛愚”“治军才短”“无圆通济变之才”等。这其中有的是自谦,有的是希望朝廷给予事权实位,改变其客军孤寄、左支右绌的不利地位。在剿灭捻军一时难以奏功之时,曾国藩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则说“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776)。这是实话,但这正体现了曾国藩的行军打仗的严谨与踏实,将作战胜利建立在周密部署与未战先胜的基础之上,从不讨巧行险,看似呆笨,实则高明。
三说曾国藩“笨”的人,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的夸赞中,来了这样一句:“然文正公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这里梁启超不过是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而已。
事实上,曾国藩不仅不笨,而且在事关事业、人生大局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常人难及的大彻大悟、大智大慧。
一是曾国藩的政治智慧,将率兵征剿太平军的目标,从保朝廷巧妙地拓展为保文化。清朝入主中原是以满族少数人统治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人,加上清兵入关时杀伐太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暴血腥,以致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国民的反满情绪一直没有完全消除。洪杨起事,即以反满为旗帜,以“杀清夭”为口号。曾国藩率兵讨伐洪杨,若是简单地以保朝廷为口号,汉族士绅阶层和广大汉民的响应势必受到影响。在曾国藩的出征文告《讨粤匪檄》中,将出征目标巧妙拓展为保文化: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荡殆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169)曾国藩这一拓展,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和对社会情状的深刻洞察,为他剿灭太平军的正义性和取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伦理和文化基础。
二是曾国藩的军事智慧,简单地说就是:结硬寨打呆仗。湘军对敌太平军,始终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曾国藩衡阳出征时,水陆兵不足两万,即使是湘军的全盛时期,数额也只在十二万之数。而太平军每到一地,将青壮男女老幼裹挟成军,故人数众多。攻下武昌人数就暴涨到五十万,到定鼎天京(南京),更是号称百万天兵。以少胜多只有以质取胜,行军扎营最怕遇到数量上巨大优势的敌兵偷袭,故宿营必须扎硬寨,攻城亦须深沟高垒。湘军勇将彭三元、李杏春即因不重视扎营,被太平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事实证明,曾国藩老老实实稳扎稳打的打法,就是以少胜多的取胜之道。
三是曾国藩的为臣智慧,可谓戒慎恐惧。清朝统治者越到后期越不得不重用汉臣,但对汉臣的防备从未放松。曾国藩率湘军克复武昌,是太平军起势如破竹后朝廷收复的第一个省城,咸丰大喜,遂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因有人在咸丰耳边进言:侍郎在籍一匹夫耳,匹夫一呼而万人从之,恐非朝廷之福。曾国藩的巡抚遂于几日后被免,其后客军悬寄达七八年之久。对此,曾国藩深有感触。咸丰十一年十月,辛酉政变(即奕慈禧联手废了咸丰临终指定的顾命八大臣)甫毕,朝廷授曾国藩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坚辞不就:“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肃顺正是权倾朝野惹来杀身之祸,何况曾国藩还是外族汉臣?
当然,在只能依仗曾国藩才能剿平太平军的形势下,曾国藩辞官是辞不掉的。但曾国藩深知朝廷既要重用湘军剿灭叛乱者,又要防止湘军尾大不掉的心理,所以一旦攻克天京,曾国藩立即上奏裁撤湘军,而且从攻克天京的主力、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的部队裁起。公开的理由是湘军暮气已重,故裁湘留淮,淮即李鸿章所率的后起之淮军。曾国藩这一决策不仅消解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且让饱受征战之苦的湖湘子弟,带着用血战换来的军饷,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颐养天年。这不仅是智慧,而且是德政。四是曾国藩的治家智慧,即曾国藩总结的“早、扫、考、宝、猪、书、蔬、鱼、猪”八字真言。(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843)曾国藩深知,子弟贤否,关乎家运,曾国藩对家世子弟的教诲,兼及立身行事与学业品行,不管家世如何发达,始终要求自己和家人勤俭习劳,平实为人。曾家自发达一百七十多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功成名就者则达二百余人,不仅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而且超越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律。《曾文正公家书》之历久弥兴,说明曾国藩的家教家风,确实乃中华文化之精华。对比曾国藩位高权重、封侯拜相而始终以勤俭平实为持家之道,当今之“我爸是李刚”的张狂和某富少被冠之“国民老公”的庸鄙,高下判若云泥天渊。
五是曾国藩的人生智慧,即人生事业当如“花开未开之际,月圆未圆之时”。曾国藩深知花盛而败,月盈则虚的道理,所以时常告诫自己和家人:有福不可尽享,有势不可尽用。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高位后,深恐家人借势干预地方事务。家人来信说在县城遇到某乡友告诫不可以势欺人,曾国藩立即回信告诫家人,此人是曾家贵人,应该礼敬和听从。《曾国藩全集·日记三》中有言: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功业巨成而能避免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就得益于这种精当把握分寸的人生智慧。袁世凯不走称帝一步,是民国功臣;走到称帝一步,是盗国奸雄。对此,袁世凯何曾不知?但心中有贼,收不住手啊!多少高官显贵,把太平盛世本可名利双收的官,当到了跳楼自杀沉潭自戕的地步,不同样出于贪得无厌心贼难耐的原因吗?曾国藩之智,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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